企业文化的投资成本

CEO除了要有一份公司的财务报表，更需要一份企业文化的投资回报表。

你们的企业文化是什么？“直言不讳的诚实管理、主人翁精神、信任、客户至上、执著、活泼、创新、敢于冒险、效率与危机感，团队精神……”，也许每一家公司都有一些类似的表述。一些企业把口号刷在墙上、挂到公司网站上或写入工作手册，却没有意识到建立和建设企业文化要付出金钱、时间、体力和精神成本。

创建和维持企业文化的成本究竟包括哪些？是不是每一种企业文化都会产生成本？能否给一名员工执行一家公司规章制度（企业文化）所付出的诸多成本算一笔帐呢？这其中，哪些成本是合理的？为了构建一套完善而有效的企业文化，CEO不仅要花钱给员工置衣、配车、装电脑，要费心思传达公司口号、贯彻管理制度和价值观，更要投入感情地对员工们说“爱”。

成本还是投资？

对于那些想推进企业文化的管理层和人力资源专家来说，杰克·韦尔奇的“无边界企业”是既对又错的理论。常言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一家公司如果没有一套等级制度、一堆规章法则、一系列商业管理的指导思想，要想成功几乎是不可能的。如今IBM的企业文化已经从过去的“尊重个人、追求卓越、服务客户”更新成了“成就客户、创新为要、诚信负责”，侧重点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尽管有些公司倡导移动办公，搞员工生日聚会，周末乡村别墅度假等等，但这都是企业文化一些常见的外显形式。科瑞集团副总裁郭梓林认为，“企业文化是企业游戏的参与者对企业的一种预期。”相对于那些成文的制度规定，郭把那种有别于制度的“隐规则”称为企业文化。

最为常见的企业文化无外乎“不拘小节的主张，我们是一个愉快的大家庭”这样的说法，人们直呼其名、穿着T恤和牛仔裤上班的行为。正是这些规则指导着每个人如何做事，从而使企业得到最大的回报。为什么员工上班要打卡？晚来10分钟、1小时有多大区别？虽然是小事，但它是一种素质的养成，绝对是一种投资。

中国惠普人力资源总监张国维说，企业文化同时意味着成本：早上按时打卡，就不能睡懒觉；办公室里只能谈公事，就不能煲电话粥；乘电梯必须排队，赶时间就不是借口……这些企业制度对于员工只是一种潜在的约束。军队虽然天天搞队列训练，但打仗的时候绝对不能只正步前进，这是一种“成本化”的训练，重要的是锻炼士兵的素养。这些成本是能够体现“效益”的：养成纪律的士兵作战时服从统一指挥，有利于减少伤亡，赢得胜利。企业文化也能起到同样的作用。

如果把海尔张瑞敏砸掉冰箱、三星李健熙砸掉微波炉之举视为对企业文化的投资的话，他们付出了一定的成本，却赢来了更大的收益。建设企业文化是成本还是投资，取决于企业领导人的强制推行和个人影响力。坚持“制度是企业一切活动的基础”的远大集团总裁张跃说，去年远大的制度执行是60万人次，虽然外界也有不少人质疑他这种制度唯上的做法，事实却证明很有效。远大实行军事化管理，员工只有周末才能离厂，每天要刷两次牙、每次不少于3分钟等也都一一写入制度。上海一位研究地域文化的学者认为，湖南的地域特点是人性散漫，难出大型制造企业，但是湖南已经出了好几家（三一重工、长沙远大等），他认为当强权（企业文化）被使用时，效益就可以产生。

不过并不见得付出成本——比如时间成本（加班）就一定产生效果。全球闻名的万豪酒店多年来存在着一种根深蒂固的企业文化——工作时间越长越好，哪怕是做表面功夫。以往万豪理想的模范职工是整天待在酒店，就是该回家的时候也不回去。结果却相反，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酒店很难雇到优秀人才，而且现有的人才也在流失。2000年，万豪选择三家酒店试验一套叫“灵活管理”的计划，目的是帮助经理们在工作与生活中建立平衡。当时改革的领军人物比尔·芒克（Bill Munck）带头，完成工作后提前回家，并让周围的人跟着他这样做。3个月后，提前下班的人不再被上班的同事盯着走出大门了，可以毫无愧疚地去看儿子的棒球比赛。

由此导致一个最大的问题：在经理们减少工作时间的情况下，是否真的能维持万豪的服务品质不降低呢？2000年8月，计划结束时，三家酒店的经理平均每周少工作5小时，市场部和销售部每周平均减少7小时。表面上看这是一种损失，假设经理每小时的平均工资是30美元，酒店岂非每周在每个人身上就损失了150美元？另外为加快信息传递而给经理购买电脑联网，这又增加了投入。然而，比尔·芒克发现，根据万豪的客户反馈机制，服务品质并没有下降，他们坚信，管理灵活性计划对客人没有任何影响，也没有发现利润有任何减少。硬件设施的投入完全由生产效率的提高带来的效益弥补了，比如销售经理通过网络找到了新客户。

企业文化的强大功能在于，作为管理的要素对企业内部发挥作用，只有当这种作用得以彰显时，成本才可能转化为效益。因此，CEO除了要有一份公司的财务报表，更需要一份企业文化的投资回报表。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公司招聘新员工或者选择高层管理者时，都希望他们能认同公司的核心价值观。但不是所有CEO都意识到自己这种愿望的根源，“虚”的价值观是可以产生“实”效应的。员工对企业价值观（企业文化）越认同，就越能最大程度地减少企业的培养成本、缩短员工的适应过程，从而尽快地创造投资回报。

有数据统计企业文化对公司盈利能力的贡献。哈佛商学院连续17年跟踪美国上市公司市值的变化，结论是：与不具备优秀文化的企业相比，一个有良好文化氛围的企业，其经济收益是前者的17倍，员工人数的扩展则是前者的29倍。

美国的消费品公司阿伯特·卡尔弗从1993年开始其企业文化重塑工作，每年都有企业文化的改革活动，企业的销售额和税前利润也相应地年年高涨。为了激发员工的创新意识和责任感，教会员工用商业头脑去思考工作，1998年，卡尔弗公司开展了一项活动，让员工总结“自己的经济价值”，就是用简短的话概括自己对公司盈利能力的贡献。比如一位在消费者服务中心工作的员工原本说：“我在数小时内礼貌而又迅速地对消费者的问题做出了答复”，但从个人对公司的盈利能力角度他则说：“我把和我交谈过的每一位顾客都变为了本公司的支持者”，这使员工认识到他们每个人都是公司成功的所在。

口号、公司之歌与“爱”

如果你是一家保守传统公司的新任CEO，发现公司甚至不允许员工在办公桌旁喝咖啡，而你天生一副开朗外向的性格，追求幽默、有趣，很想改变公司内部彼此隔绝、冷漠、强制的气氛，你最大的困难可能是对员工说明，玩笑幽默本身不是目的，如果公司业绩没有提高，不断地娱乐或聚会也会分散精力，妨碍取得业绩，甚至因为造成金钱的浪费而受到董事会的指责。

许多企业的CEO还没有做好付出成本的准备。北京一家知名房地产集团去年在公司内部搞了一个“奖励购车计划”，只要销售业绩超过1000万元，就奖给销售经理一辆轿车。最后老板一看符合条件的人员名单有很长一串，很是吃惊，马上修改原来的标准，提高门槛。“朝令夕改”的企业文化获得的可能是短暂的成本控制，绝不能形成持久的激励作用。

CEO如果能付出信任的“精神成本”，打破“凡事都要请示批准”的规矩，让员工掌握工作的主动权，就可以获得回报，固化企业文化。深圳东进通讯技术公司起初做流程管理的时候，业务人员请客户吃顿饭、喝杯茶、花销超过300元都要层层申请、审批，后来总裁从实际出发，提出“在特定环境下谁最有发言权，就由谁拍板决定”。原以为拿来报销的发票会骤增，结果并未如此，一线的业绩反而有了明显提升。

为什么有的企业文化只是成本，无法带来回报呢？有专家分析，一是企业文化建设没有抓住根本，搞的是花哨的行头：惹眼的衣着形象、公司LOGO、吃喝玩乐等等。二是急功近利，当公司绩效与事先的预期有差距时，是坚持已有的价值观还是受利益驱使？去年“非典”时期，仁达方略咨询公司董事长王吉鹏非常头疼，没有业务但员工工资却一分钱不能少，支出的全都是成本。他的一位同学，也开咨询公司，干脆把人员全部解散，公司歇业。王劝他说，这样自私的公司肯定要出问题，对方却不以为然，觉得“两条腿的人有的是”。最终仁达方略没走一个人，得以照常运转，那家公司则消声匿迹了。

如何建立企业文化，直接决定着企业文化成本的多少。有的管理者选择从企业的CIS着手，请人打造一个漂亮的外观（按照市场价格，一套CIS系统为10万元到100万元）；接着是用制度“硬性”约束员工言行，再用企业文化“软性”统一公司价值观。而有的企业从树立企业价值观开始，在核心理念的基础上制定一系列行为规范，逐渐形成制度之后，再做一些外部塑形的工作。荷兰社会文化学家霍斯坦德把企业文化这种由内而外逐层扩展的过程称之为“实践”，有的专家则总结为企业文化层层包裹的“洋葱图”模型。

如果经济成本属于“硬投入”，精神成本属于“软投入”，两种投入很不一样。为了鼓励员工做出更出色的表现，增强他们的集体归属感，许多公司把标语式的口号刷在办公室的墙上，甚至花大价钱购置电子显示屏或液晶电视，不断地播放当天的股市价格浮动、公司的宣传形象以及其他主题。

美国纽约莱曼银行的墙上有一条标语：“构筑梦想的地方”。微软英国分公司的电子显示屏闪烁着“你的潜能就是我们的热情”。有一家公司树着一个电子倒计时牌，提示：距某项目完成还有204天。盛世广告公司则把口号嵌入了办公大楼的地板里，每位来访者都将踏着这句话：“万事皆有可能”。这样的企业文化能否真的激励员工斗志尚需调查，但毫无疑问公司不仅要付印刷、装修、设备的钱，还可能适得其反造成更大的成本，比如针对那个倒计时牌，就会有人想：请允许我在剩下的203天内，天天放假！

最直接的企业文化成本还反映在“公司之歌”上。我们经常在电视上看到企业推出颇有气势但显得陈词滥调的主题歌，它付出了昂贵的广告费，可能还得冒着被人耻笑的危险，更别说增强员工自豪感了。在这方面极具精神劲头的也许是保险公司，它们往往每天都升旗、唱歌、对着镜子喊口号；更奇特的是有来自台湾的培训公司组织江浙一带的企业女销售员工“裸奔”，目的是消除其羞耻之心，而每堂课的学费动辄万元以上，不少企业对此却乐此不疲。

也许，这样的企业文化有点走火入魔了，投资回报也不匹配。可以学一下国外公司的作法，通用电气医疗保健公司的歌词有这样两句了不起的话：“现在我们是通用电气医疗公司/我们的目标是更有远见/保护环境，同时提高成本效率”。毕马威咨询公司有一首名叫“全球战略的远景”的司歌，其中合唱部分是：“毕马威/我们强大无比/我们的团队能力强大、精力旺盛/我们一起坚持全球战略的愿景”。不过别忘了，公司请人写歌谱曲也需要润笔费的，而且员工并不人人都是歌唱家。

最难以量化的成本估计就是所谓的“爱”了。把企业文化与“爱”联系起来也许是矫情或不合时宜的，但在某种程度上，如果把企业文化总结为一个字的话，“爱”是一个比较恰当的字眼，一家公司的企业文化需要真情投入、相互信任、共同承担。

对于那些羞于谈“爱”的管理者，杰克·韦尔奇是一个学习的榜样。很少人注意到，韦尔奇经常使用“爱”，他不仅对接任者伊梅尔特说“我爱你”，更对一个向他索要签名的大学生说“我爱这个孩子”，他来中国的时候还说“我爱中国”。这种源于性格的热情，却是企业经营成功非常关键的因素。韦尔奇一直宣称一个一流的企业家最重要的品质就是热情，他管理的基本原则是：在你需要拥抱的时候给你拥抱，在你需要教训的时候给你教训。他是从母亲那儿学到这一点的。

也许如此的情感表达方式对于中国企业的管理者来说，有些过分了，中国人有着自己特有的行为方式。但对韦尔奇来说，对员工说“我爱你”的成本比起有形的口号来真是便宜多了。

作者： 刘雪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