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夏起来，大江南北被高温笼罩，一些大中城市更是频频告急，如重庆市今年主城区气温已爬升至４２．９℃，突破历史极限。高温“烤”验，也是防暑考验。对于我们这样一个炎热夏季超过全年三分之一时间的国家，立法及行政对高温又有何应对之策呢？

　　近来被媒体广为聚焦的《防暑降温措施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据称就是我国目前关于高温福利唯一可以参照的规章制度。这部由卫生部、劳动部、全国总工会联合制定于１９６０年７月１日的条例，在长达４６年的时间里从未作过调整，着实令人汗颜。而《条例》的适用范围仅仅是工业、交通运输业及基本建设工地的高温作业，对于在市场经济中蓬勃发展的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来说，显然连这一纸４６年前的《条例》都不能享用。至于《条例》中夏季露天作业“应在适当地点建立男女分设的简便厕所”等规定，在今天读来恍如“隔世”。至于高温的界定、高温休假、高温补助等等具体细则均未明确。对于一部法律而言，《条例》最大的缺失在于它未规定任何强制性的法律责任，亦即在《条例》之下，企业不遵守也不会被追究。不具刚性的《条例》在实质上仅仅成了一个行政指导文件，其执行效果也就可想而知。

　　当然，高温下的劳动者权益保护并非需要一部专门的法律法规才能调整，《劳动法》或《安全生产法》中的一个或几个条款或许就能解决实际问题。而问题正在于，现行《劳动法》也好、《安全生产法》也罢，于应对高温作业同样没有只言片语的规定。

　　鉴于以上立法的严重滞后和缺位，近１０年来，要求为高温立法的呼声不断。但年复一年之后，不仅专项立法步履蹒跚，即便较易操作的《劳动法》、《安全生产法》的修订也止步不前。应当看到，对劳动者而言，其对自身权益的保护，于立法的呼吁只需表达对某种法律的渴求，而不必苛求细加论证以何种立法来实现利益诉求。但对于立法机构，却必须考虑具体的立法技术——究竟是专项的立法还是相关法律的修订更有利于劳动者权益的保护？可行性与科学性上孰优孰劣？而更关键的障碍似乎在于，在以利益和责任分配为主要内容的立法或修法过程中，相关部门利益或责任的些微变化都将直接影响高温立法的进程。比如劳动安全，涉及安监部门；工伤保险，事关劳动保障部门；纠纷解决，关系到《劳动法》与《民事诉讼法》等多部法律。在龙多不治水已是行政顽疾的现状之下，再寄望于部门起草法案恐难以让人放心。就高温立法本身的内容而言，以中国地域之广，各行各业实际情况差异之大，也很难制定一个通用的高温劳动保护法规。

　　与国家的高温立法悄无声息相比，一些城市在高温作业的立法和制度实践上已然有了一些较好的先例。如济南已在一些工地开始试行“高温假”制度；上海市六部门也在今年联合发出通知要求３８℃以上可以暂停工作。尤为可喜的是，２００５年，深圳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在全国率先颁布的《深圳市高温天气劳动保护暂行办法》明确规定：日最高气温达４０摄氏度全天停工；高温作业中暑应认定为工伤……４６年后来自深圳的这项立法实践的确让人眼前一亮。然而“高温立法”并不独独于一个城市或一个行业、一段时间所需要，在全国范围内，这样的举措还是太少太少。

　　在高温“烤验”下，“高温立（修）法”已是迫在眉睫。然而，高温下的民生保护并非仅仅是对“立法”的考验，更是对行政的考验。其实，许多城市管理问题并非需要专门的法律才能解决。热浪灼人，公交站台酷热无“挡”、公交座椅滚烫难挨……为市民撑一把伞、种一排有荫的树，并不那么困难。除却在立法上为劳动者撑起一把“遮阳伞”，更多的仍体现在日常行政管理的点点滴滴之中。（王琳）